冬日的阳光从窗口斜斜地切进来，在木质地板上投出一片明亮的、微微颤动的光斑。我随着王晓霞院长的视线望向窗外，天空是那种北方冬季特有的、清冽而高远的湛蓝。“科室建起来了，患者也慢慢多了。”王晓霞院长将目收回，继续说，“可我心里，却一天比一天慌。”
那种慌乱，是无声的。它出现在每一次面对复杂病例时的迟疑里，出现在患者眼中隐约的期待与信任中，更出现在夜深人静时，她翻阅那几本早已卷边的旧教材时。
最初来的，多是拔牙、补牙的简单病例。但是对于自毕业以来就没有动过手的王晓霞来说，这些简单病例也常常让她力不从心。“做不了”、“做的不够好”的越来越多。她开出的药，有时只能缓解一时之痛；她做的充填，有时不够牢固耐久。
她描述着当年的心境， “我意识到，光有热情和一张牙椅，是远远不够的。我缺的是真正系统的、前沿的技术。”
进修的念头，像一颗种子开始在心里疯狂地生长。她打听到，呼和浩特的省级医院每年都有口腔科的进修班，正畸、修复这些她亟需学习的内容都在其中。她满怀希望地去找院长。老院长语重心长地说；“晓霞啊，”咱们这是个卫生院。你现在能看牙，能拔牙，已经解决大问题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一千多块钱的进修费用，院里是真的负担不起。”
她知道院长说得是实情，于是，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一百挂零的王晓霞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自费出去进修。
“说到去进修，”王晓霞的目光温和而沉静，“我最想感谢的，是我爱人的支持。总有人说，王晓霞你当年真有魄力。我心里知道，那份魄力，有一大半是我爱人给的。”
1993年，她带着一个简单的行李卷，离开还不到三岁的儿子抵达呼市，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进修生涯。进修班的课程密集而充实。她像一块干涸了太久的海绵，拼命吸收着新知识：固定矫正器的原理与操作，正畸的方法，牙体缺损的现代修复……白天在临床跟老师学习，晚上在宿舍整理笔记，对比着自己过去那些“土办法”与标准流程之间的巨大差距。
“那是我毕业后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口腔医学的广阔和深邃。” 她平静地说， “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自己过去以为的‘会了’，距离真正的‘专业’，还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。”距离，不仅存在于知识上，也存在于现实中。她常常在深夜想家，想孩子。但每当指尖触摸到那些崭新的矫正器，或是成功完成一个复杂的模型设计时，那种踏实的感觉，就会冲淡所有的思念与疲惫。
